（3）一个法人的机关首先可以分为意思形成机关、意思表达机关和监督机关，在私法人中，三者分别对应股东大会、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

[7]最近一两年，学界逐渐意识到语言在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从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角度涌现一批力作，[8]但法释义学研究仅指出语言对国家塑造的重要性，[9]却未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案。不同于偏重语言自由的德国模式，它更接近偏重国家建构的法国模式。

修宪者不惜改变第2条原有各款的序号，将语言条款置于该条的首款，用意显然在于强调语言对单一国家的重要性。[47]因此，该判决对官方语言的强制使用进行了一定限制，承认个人在与国家无关的个别领域自由选择语言的权利。在2015年《教育法》的修正过程中，则明确形成了双语教育的思路，即：规定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从实际出发实施双语教育。[35]尤陈俊：《国家能力视角下的当代中国语言规划与语言立法——从文字改革运动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载《思想战线》2021年第1期。它不仅推翻了君主制和旧制度，而且尝试以人权、民主、共和等新的宪法理念塑造全新的国家和社会。

[4]统计自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全四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1-1288页。多元聚为一体，一体容纳多元，多元和一体都是不可或缺的。三孩政策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现象，迫使更多女性回归家庭，强化家庭内部等级化的性别分工。

任何权利的实现都有赖于相关的制度。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因为婚育行为而遭受就业性别歧视的个案救济。[22] 参见李倩、张建文：《后民法典时代生育权的人格权地位证成》，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12] 李芬：《工作母亲的职业新困境及其化解——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2页。

导致该问题的原因之一在于性别工作差距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差别，而这又加剧了性别不平等的恶性循环，即男性与女性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工资和机会影响了夫妻之间对于谁该回归家庭承担照料责任的决定，这又增加了男女之间的工作差距。生育决策是属于家庭的天赋人权，生育的保护是家庭可以享受的法赋人权，也是国家和政府应该承担的福利责任。

[47] 参见[英]G. D.詹姆斯：《法律原理》，关贵森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87-88页。国家有义务最大化实现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保障，通过规范和整合公权力的各种作用方式，在各项工具的综合运用和相互协调之下提升权利保护的实效性。[48]女性的各项权利形成了各有其独立内涵、但又彼此关联和意义交叉的规范体系，其价值基础最终指向人的尊严的维护。其一，在生育方面，越来越多的女性主张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和更多的生育自主权。

[43]女性的身份是双重的，除了具备作为与男性同质的人应有的权利赋予，还需要有与男性异质的女性自我发展的特殊保障。其一，完善妇幼保健服务体系并增加服务供给，强化对女性生育权和健康权保障。其三，在就业方面，国家不得因为怀孕、生育、喂养、履行家长责任等行为而对女性的职业选择和职业实现采取歧视性措施，或限制她们充分参与社会活动或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和从事各种职业、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可能性。

[55] 参见谭兢娥、信春鹰编著：《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45、273页。[64]针对单身母亲家庭，应正确认识母亲一职的社会贡献和劳动力价值，可设立专项援助项目，提供救济津贴，让单身母亲得以维系一个适宜的家庭，养育子女。

参见计迎春、郑真真：《社会性别和发展视角下的中国低生育率》，载《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第143页。应先对宪法文本中的母亲概念进行分析，并从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出发，并结合三孩政策带来的新问题，来把握母亲受国家保护的规范内涵。

换言之，需要破除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平等分配家庭照料责任，消除女性作为天然抚育者和照料者的固有形象，避免女性成为男性决策的执行者或者被动的接受者。[11]这无疑使母亲成为女性的角色负担和身份枷锁。[54]换言之，当公民权利遭到其他私人主体侵害时，国家有义务采取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34]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18号一般性意见中指出：工作权对于实现其他人权至关重要，并构成人的尊严的不可侵害、固有的一部分。1.生育权：是否成为母亲的自主决定 生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65] Linda Gordon. Women, the State, and Welfare, C.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0: pp.92-122. 作者简介：邓静秋，法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讲师。

[35] 本·索尔、戴维·金利、杰奎琳·莫布雷：《〈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评注、案例与资料》（上），孙世彦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31页。母亲则更多是从生育意义上的界定，主要针对子女而言。

在三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我国女性面临着生养抚育和职场工作的双重压力。《消歧公约》第5条要求各缔约国要改变男女的社会和文化行为模式，消除基于男女定型任务的偏见，保证教养子女是父母的共同责任。

女性的生产性工作为国民经济总产出做的贡献，正如她们为子女提供的照料为国家的人口再生产做出的贡献一样。换言之，国家只是在消极地在最低道德标准的范围内为私人提供给最后的救济手段。

任何固定不变或者强制性的角色模式都将限制女性权利的实现，使其丧失独立的人格主体性，抑制女性的自由与发展。[48] 参见翟国强：《宪法权利的价值根基》，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第195页。廉希圣、王雁飞编著：《宪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三）狭义保护义务 从广义上理解国家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义务，指国家的所有义务，包括前述的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以及其他排除妨碍的义务。

[10] 参见杨丹：《性别公正——女性主义研究的现代理念》，载《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第21-22页。莎妮·奥加德教授（ Shani Orgad）曾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和难以实现的平等》一书中，勾勒出母亲形象演变的历史脉络：20世纪50、60年代，社会的结构性力量将妇女推入厨房，使她们放弃自己的事业和梦想，成为俘虏式妻子。

国际人权公约对女性的生育健康，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享受卫生设施、货物或者服务等方面给予了重点关注。因此，宪法中母亲应该包含养母、继母等主体。

不能否认个人生育行为与国家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关联，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生育进行适度调节也具有其正当性和现实必要性。[45]现代法治理念中的身份权，以人格平等以及人的自由和尊严确立为前提。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相关保障措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会性别盲视，对女性在生育中的特殊性别利益关注度不够。相较于双亲家庭这种照料子女的主流形式，单亲母亲需要更多来自国家的帮助以补偿时间和收入匮乏的缺陷。在三孩政策的推进中，女性生育权的行使受制于多种社会舆论、文化传统和政策缺陷的影响。在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之外，完善组织系统，包括设立有助于保障女性权利的政府部门和公共卫生机构，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以及专业人员，强化机构之间的职能协同，为国家义务的落实提供担保性和辅助性制度。

[65]当然，除了从单身母亲被赋予的儿童照顾者角色出发，对她们照顾子女给予经济支持之外，还应该关注她们的自我人生发展，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和歧视，提升社会化照料服务，进而帮助单身母亲在工作上施展才华和能力。[37] 汪习根、占红沣：《女性发展权及其法律保障》，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第78-80页。

[6]而在现实中，强势与弱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如何进行区分也存在较大的分歧。[62] 参见郑新蓉：《为了一代儿童茁壮成长——关于生育政策的几条建议》，载《妇女研究论丛》2021年第4期，第73页。

上述规定对于保护女性免于过重劳动和实现男女在实质意义上的平等目标具有重要意义。[42] 参见李桂燕：《全面二孩政策下男性参与家庭照料的困境与路径》，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20页。